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报能够大量印制与流通，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大矣哉。法国著名史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丁（Henri-Jean Martin）合写的名著《印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一书中，很明确地说：“中国人用活字印书，比古腾堡早了将近五百年，完全是事实。”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其来有自，并不是偶然的。想要印刷，先要有纸；中国最早发明造纸术，很多人说东汉蔡伦于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发明造纸术；不过，蔡伦只是上书言造纸事，乃陈述既成的事实，纸之发明显然还在蔡伦之前的中国人。

    有纸作为书写工具之后，始有抄本。敦煌石窟所出土的一万五千余抄本，即属5—10世纪的纸面手卷。然纸卷过长，有所不便，于是将纸卷折合成册，最初折合之书页，仍连在一起，展览时如折扇开屏，复可迅速翻阅，故有“旋风装”之称；然此装易裂，于是将书页对折，黏合折缝处，纸页外缘不复相连，每六至八帖，合成一册，并以薄木片制作封面与封底，存放于锦盒之中，展览时则如蝴蝶振翅，故有“蝴蝶装”之称。无论“旋风装”还是“蝴蝶装”，都是手抄本。

    印刷术的发明是为了能够复制手抄本之需，复制方法最初借用拓碑技术，将纸张覆盖于碑文之上，敲打压揉之后，使纸面濡湿，而后陷入碑文刻痕，最后才上墨。当将纸面撕离碑文时，染黑之纸面，即浮现白色文字。若复制成书页文字，则必须先有浮刻阳文的雕刻印章之术，由工匠雕刻木版，而后才有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也始于中国，史载由于冯道的上奏，五代的后唐于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开雕印刷儒家经典，翌年完成。此后木版之外，尚有铜版。活字版至北宋毕尝试成功，以胶泥刻字，用火烤，使活字硬化，然后置字于铁板之上，用铁框固定，加热冷却后，活字即附着于版面。若需取换活字，只须将铁板加热即可。所以活字印刷不是印刷术的开始，而是印刷术的一个大跃进。今日哪里还有“谁发明印刷术的问题”呢？

    到元代，安徽旌德人王祯用木活字印成《大德县志》（大德就是我的祖籍旌德），约六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完了一百部。他另发明了“韵字轮盘”和“杂字轮盘”，便于检字排版，使活字印刷术更上层楼。《红楼梦》著名的“程甲本”与“程乙本”就是皖人程伟元用木活字排印而成。再进一步，就是用金属如铅或铜作活字，或直接铸字于铜。明朝中叶，苏、浙、闽三地已有铜版活字印刷，同时也已有铅活字与锡活字印刷。乾隆时代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即由铜质活字印成。而自“明以来，活字版盛行，明孝宗弘治年间，锡山华氏蓝雪堂、会通馆印书尤多”。至19世纪道光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按毕泥活字之法，成功制成十万余活字，大大地方便了检字与排印。

    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与进展有一定的过程以及配套措施，古代虽无专利权保护所发明的技术，但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说痴

汪荣祖

    老年人都怕痴呆，但毛病出在呆，呆起来六亲不认，与植物人何异？痴却不一定呆，而是“外呆中慧”，外表上看起来呆里呆气，有点疯癫，其实内在聪慧得很。在15世纪后半叶明朝的宪宗、孝宗年间，南京有个叫史忠的人，字端本，一字廷直，一生言行似乎为“痴”下了一个生动的定义。

    史忠到十七岁才会讲话，性情全不受世俗的拘束，喜欢身披白色布袍，头戴方形斗笠，鬓发旁边还插朵鲜花，然后骑在牛背上鼓掌吟唱，招摇过市，旁若无人。他喜欢一边画画，一边喝酒，酒醉之际，画兴愈高，甚至发狂大叫以自快。这样的人岂不是有点神经病吗？但神经与天才之间的界线，本来其薄如纸，大天才也自有其痴气。19世纪的英国文豪王尔德（OscarWilde）赴纽约演讲，进海关时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要报关的，他回话说：“除了我的天才之外，没有什么要报的。”神经兮兮的史忠就有写诗作画的天才，他的诗自写胸次，不讲究声律，但是他的画空灵高妙，好像是略不假思索的乘兴之作，有“云行水涌”的趣味，无法学而致之。他的自负不羁、目中无人在题画诗中也一览无遗：

    名画法书无识者，良金美玉恍精神；

    世间纵有空青卖，百斛难医眼内尘。

    他的老婆姓朱，人称朱姐，比他小三岁，夫妻俩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准女婿贫穷不能娶；他便与女婿约好，晚上要到婿家吃饭，吩咐略备一只鸡、一斗酒即可，然后骗妻女出去，走桥看灯，最后把女儿送到婿家完婚，取笑而归，后来他以平生的书画作为女儿的嫁妆。如此嫁女，不禁想到章太炎流亡日本时将大女儿与准女婿带到馆子小吃，就算成了婚。史痴与章痴，真是无独有偶，一对痴人，太炎本来就有“章疯子”的称号。试看今日寰宇之中，雅不愿打肿脸充胖子、不屑讲排场的洒脱痴人，似乎已经难得一见了。

    史痴的家境原来尚称富裕，但因不问生产，又乐善好施，到头来不免困乏，但当小舅子的寡妇带着四男二女从徐州来投奔他，他欣然接纳收养。他为了补贴生活费用，毫不介意将钟爱的书画器物卖掉，以供突然增加的日常开销之需。这种痴人现在打灯笼也难找了。我们实在很想知道史痴长得什么样子，可惜没有照片可看。当时住在南京的武昌人吴伟，号小仙，曾替痴翁画过一幅肖像，但肖像早已不知哪里去了，所幸有一个叫沈石田的人留下一则像赞：“眼角低垂，鼻孔仰露，旁若无人，高歌阔步，玩世滑稽，风颠月痴，洒墨淋漓，水走山飞，狂耶怪耶！”虽不得其像，多少窥得其神情一二。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十月十三日是痴翁六十岁的生日，他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仍然甚好，整天高卧痴楼，蒸香煮茗，四望但见苍翠的远山，但闻悦耳的鸟声，静观自得，外面繁杂的俗事全不挂在心上，有如颜回，虽在穷巷而不改其乐。平常仅与诗人文士来往，以诗酒为谈笑，以风月为戏谑。如此快活之人，活到八十几岁，身体仍然健康，饮酒走路与年轻人没有两样。相传他预知死期，在某年某月某日，他笑呼：“痴翁去也！”就这样地无疾而终。

忘掉与忘不掉

汪荣祖 

    美国文豪爱默生（RalphW.Emerson）晚年颇患失忆之苦，他忘掉了“锄头”这个词儿，只能说“那个挖土用的东西”，大家还可以猜得到。但当他忘了“雨伞”怎么说，只能说“那个被陌生人拿走的玩意儿”，就有点令人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了。最窘的是，当他参加诗人朗费罗（HenryW.Longfellow）的葬礼时，硬是想不起诗人的名字，只能说“那个美丽的灵魂”。所以，对爱默生而言，遗忘绝不是一种记忆，而是无可奈何而恼人的失忆。

    遗忘是想要记住而记不住，然而也有人想要忘记而忘不掉。英国最伟大的业余史学家麦考雷（ThomasMacaulay）天生异禀，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客人来访，见到他来回踱方步，口里念念有词，客人等得不耐烦，问道你在背诵些什么枯燥的东西？麦考雷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正在尽我全力想要忘掉所记的东西！德国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也曾在记事本上写道：“记住，从现在开始Lampe这个姓名，必须要彻底遗忘。”康德必须在记事本上时时提醒自己忘掉一个姓名，足见遗忘维艰，是否真能忘掉，恐亦未必。

    无论是忘掉还是忘不掉似乎都是难以掌控的生理现象，特别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那是天生的；老年痴呆，则是生理上的病症，就是忘却了过去所发生的。以一般常人而言，为什么有的记忆犹新，有的会忘光光，就不完全是生理因素了。常人遭遇到惨痛的经验，例如失恋、被强奸或被陷害，往往刻骨铭心，难以遗忘。想要慢慢忘掉惨痛的经验，除了需要时间来淡化之外，须靠多方面人为的努力，如加害者真诚的道歉，或得到应有的惩罚，或真心悔过，或充分地补偿受害的一方，然后受害者才能以宽恕的道德力量，来疗伤止痛，渐渐忘掉惨痛的经验。

    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闯了滔天大祸，包括惨绝人寰地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然而战后德国总理彻底道歉，不惜下跪悔过，主动赔偿，抚平了欧洲的伤痛，使旧仇变成新友。日本在二战期间同样闯了滔天大祸，包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蹂躏中国大陆精华地区八年之久，既无赔偿，更不心甘情愿地正式道歉，只肯说“遗憾”或“深切反省”的空话，还要否认南京大屠杀，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参拜包括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好像不仅不努力抚平伤痛，反而在伤口撒盐，又如何能使受害者忘掉过去的惨痛经验呢？

    最妙的是，有不少人（包括患有历史失忆症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去责怪加害者之不肯悔过，反而去责怪被害者之不肯遗忘，使我想起近代著名笑匠约翰•德鲁（JohnDrew），八字胡是他的招牌，有一次他将八字胡剃掉后，容貌大变，见到英国大散文家比尔博姆（MaxBeerbohm）却认不出来，比尔邦反而认出改了容貌的笑匠，幽默地笑称：“你认不出我，因为你剃了你的八字胡！”日本人以为已经洗心革面，不认得他们的被害人了；但是被害人却仍然认得出“剃掉八字胡”的军国主义者。

    当年我初到美国，觉得美国人很有礼貌，到处听人说：“原谅我”（Excuse me）；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不一定因为做错事感到歉意。不慎踩人一脚，当然会立即说“原谅我”；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你也会本能地说出“原谅我”，则有一点抗议的意思了。挤在人群里说一声“原谅我”，意在要人让路；与人争论前，先说一声“原谅我”，则有点先礼后兵的味道了。美国人挂在嘴边的“原谅我”有点像我们的口头禅：“不好意思！”

    “对不起”（sorry）通常是针对做了错事而发，相传18世纪有一个死囚，在上断头台时把头放错了方向，他为此错误说“对不起”，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上断头台，所以搞错了方向！真对不起，他已没有下次不犯错的机会了。不过，英文里的“对不起”并不一定是做了错事或对不起别人，当知道别人有不幸的遭遇，你也会感到“对不起”，那是同情与遗憾多于歉意了。

    货真价实的“道歉”（apology）就非同小可了，不仅不会挂在嘴边，而且往往在各种压力下，不论是良心道义还是政治法律的压力下，才会“道歉”。伏尔泰（Voltaire）在18世纪，因讽刺当时的法国执政者奥连氏（Phillippe d'Orléans）被关在巴士底监狱将近一年。执政者在释放他时，感受到这位大哲学家言词犀利的压力，刻意向他“道歉”，伏尔泰的回话是：“感谢你慷慨地免费供食，但请你不要再免费提供住宿。”仍不失犀利与幽默，不过并没有像李敖那样发表“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来“投桃报李”。英国前首相希斯（Edward Heath）还是年轻国会议员时，被著名报人比弗布鲁克（William Beaverbrook）在报纸的社论里羞辱，不久两人不期在洗手间相遇，报人顿感不好意思，即刻表示“道歉”，希斯也即刻回答说：“下次请你在洗手间羞辱我，而在报纸上向我道歉！”也不失犀利与幽默。

    人与人之间的“道歉”固然需要压力，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彻底悔过，真诚道歉，并非无故，端因德国败亡后，联军全面清除纳粹势力，新政府亦因而没有旧日的包袱，全心全意地洗心革面。反观日本投降时，美苏冷战之态势已成，老美不仅不彻底清除右派势力，反而扶而助之，以为己用，所谓民主与改革皆半途而废。日本至今不肯正式“道歉”，说一声“道歉”如此沉重，压力不足之故也。

    战后美国富强甲天下，要放下身段向别国“道歉”更不容易。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失踪，白宫相信CIA的情报，以为在高空爆炸，所以坚不“道歉”，最后在飞行员被俘曝光的压力下，只好郑重“道歉”。2000年，中美军机在南海擦撞，刚上台不久的小布什把调子放得很高，迫使***要求“道歉”才谈释放滞留在海南岛的人机，造成僵局，幸赖中英文之间表示歉意用语的灵活性解了套。在英文里用“对不起”（sorry），避免了挂不住颜面的“道歉”，而在中文里尽管可以将“对不起”译作“道歉”（apology）。

    有朋自牛津来

    1976年是我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书的第五年，那年秋天来了一位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叫迈克尔•赫斯特（Michael Hurst）。此后好几年，他几乎每年都来一学期，然而他一学期的薪水比我们一年的还高。美国教授们的薪俸原无定数，而是因人而异，端视你值多少钱。我们有一位从剑桥大学挖来的统计系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破解德国密码而闻名，他的年薪全校第一，比校长还高。

    迈克尔也是欧洲名校名师来美国“淘金”之一人，他一人前来“跑单帮”，家小都留在牛津，孤家寡人住在公寓里，有时不免寂寞，于是我成为他一起吃午餐、喝咖啡、逛书店时聊天的对象。熟了之后，我也请他到家里用餐闲聊，成为好朋友；孩子们有时候也跟他谈笑，背后称他为“老鹰（英）”。

    美国的国力早已超过英国，但一般美国人在文化上仍觉得比英国人矮一截。有一次，我与迈克尔正在麦当劳用餐，忽然走进来一个奇胖无比的汉子，迈克尔笑着连呼：“Amazing！”一位金发女侍刚好走过，对着迈克尔讨好地说：“你有极为好听的英国口音！”面带景慕之色，但我们的迈克尔全不领情，本能地回她：“我没有口音，我说我自己的语言。”（I don't have accent，I speak my own language.）”换言之，你们说我们的英语，是你们有口音，而不是我有，他在语言上的傲慢，尽在不言中。

    说到傲慢，哈佛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任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的驻印度大使；有一次在白宫早餐时，肯尼迪总统提到当天的《纽约时报》对这位学者大使颇多讥评，问他感想如何？回答说：“没怎么样，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说我傲慢。”肯尼迪认为：“为什么不傲慢？人人都会傲慢。”也许如此，但傲慢似乎也有雅俗之别，拳王阿里乘飞机时，空中小姐要他把安全带系好，拳王说：“超人用不着系安全带。”小姐回他：“超人根本用不着乘飞机！”阿里只好乖乖地将安全带系好。这种傲慢不仅自讨没趣，而且有点俗气。迈克尔到底是读书人，他的傲慢尚不失于雅。

    我与迈克尔研究的领域不同，但都爱买书。他很喜欢在我的地下室图书馆浏览，称赞我藏有许多好书；他说他闭着眼闻书香，就可以判断是哪家出版；我取出一些厚重的西文书让他试试，居然屡试不爽。我开玩笑说：“我还有更好的书，要不要试试？”他睁大眼睛好奇地问：“什么书？”我拿出一函线装书，康熙初年版《渔洋精华录》，打开后香气扑鼻，他不仅说不上由哪家刻印，甚至从来未见过如此善本，不免咄咄称奇。他很欣赏线装旧籍，特别是函装分册的安排，每一卷有如洋书中的章节，可分可合，比厚重的洋书既轻便而又易于阅读。我也很欣赏迈克尔，他能够见中华精刻而思贤。

    迈克尔为名史家泰勒（A.J.P.Taylor）的及门弟子，像他的老师一样，所写英文精简可读，当他听到我说，中文讲求声调，他说极是、极是！接着说：“英文写得好，读起来会像听音乐一样的感觉！”他没有博士学位，他说牛津的博、硕士不如大学头等毕业（First Class）值钱，博、硕士头衔多半授予殖民地的精英分子，不虚他们游学之劳。今日我们学美国，讲究博士学位，其流弊成为形式。学院里百分百博士，并不等于百分百人才。

说自杀

    媒体最近不断报道凄惨的自杀新闻，这些自杀大都是因贫困而死，活不了，并不是不想活，至于那些跟着父母去死的无辜孩子，更不会想死；如果是这样，那不是真正的自杀，而是他杀，社会的漠视以及不公不义，杀了他们。至于因忧郁症而厌世自杀，也不是真正的自杀，而是因病而死。相反地，有些他杀与自杀无异，像谭嗣同被慈禧太后在菜市口斩首，事实上他可以逃走而不走，情愿留下受死，为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理想。

    在古时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赐死，虽说是自尽，其实是一种带有所谓恩典的死刑，自尽前还得谢恩，根本是他杀。皇帝赐臣子死在传统中国例子很多，在西方也有。古罗马参议员派特斯（Cecira Paetus）因参与谋反，被皇帝赐死，然临死犹豫不决，他的妻子阿丽雅（Arria）看不过去，拿起斧头自砍，然后将斧头交还给丈夫说：“一点都不痛！”（Paete,non dolet.）女比男强，使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柳如是，柳女嫁给文坛巨子钱牧斋之后，适逢国变，许许多多的士大夫不愿做满清的顺民，纷纷自尽殉国。柳也要与钱一起投河，牧斋嫌水冷，跳不下去，柳虽不觉水冷跳了下去，仍被救起，在没有“必死”的压力下，自己还是杀不了自己。

    自杀无论是殉道、殉国、殉情，都需要高度的自我意志。古希腊立法委员查忍达斯（Charondas）立法禁止公民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有一天他忘了自己订立的法律，公然带剑入场，当有人提醒他违反了他自己订立的法律时，他居然拔剑自裁，可谓殉其道。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长发掩面，因无脸见其先君于地下。罗马昏君尼禄（Nero）自认为是杰出的演员、诗人、歌唱家；于亡国之际，在群臣劝说下才泪流满面地自尽，还要求大家不忘记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相比之下，同样是殉国，崇祯皇帝显得较为坚决而有格调。为了不能完成任务以自杀来尽职，所谓杀身成仁，并不限于军人，有个名叫法泰（Vatel）的法国厨子，因买不到足够的海鲜，无从完成路易十四皇家宴会的任务，居然伏剑而死。

    说到殉情之烈，莫过于19世纪法国将军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将军之妻，死于肺癌，伤心欲绝之余，他在妻子的墓碑上写道：“玛格丽塔，九泉稍候！”（Marguerite,see you soons.）将军于两个半月后回到墓地，举枪自尽。后人以其妻之名，在墓碑上写道：“乔治，我怎能两个半月没有你？”好事者固然是踵事增华，但两个半月之后，殉情之志，未尝稍移，绝非空谈山盟海誓者可比，也为“殉妻”提供了范例。在传统中国，妻为夫殉，屡见不鲜，但不是殉情而是“殉节”。

    除了殉情、殉国、殉道之外，最令人惊异的是，居然有人为了证实自己的预言而自杀。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是16世纪意大利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他因喜欢赌博而想出“概率”（theory of chance）。他也嗜好星象，对自己的预测极具信心，最后他预言自己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小时死亡。当那一天到来时，他仍然健康如昔，丝毫没有行将就木的迹象，于是他就自行了断。

3C关系

    《中国时报》在华府有一《联合报》所没有的“秘密武器”，就是熟悉美国政坛，中英文俱佳的傅建中。我与他在华府有同席之雅，听到他一口宏亮清晰的美语，印象深刻。

    在台湾欲知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傅建中的《华府望》应该是必看的。最近他“望”到中美之间原来“坦率（candid）、建设性（constructive）、合作（cooperative）”的3C关系开始变调了，变成一种新的3C关系：“复杂”（complex）、“纠缠”（complicated）、“全面”（comprehensive）。足见傅兄观察之细微，然而变调初弹，白宫在宣布胡锦涛9月7日访美时，又弹老调要“营造”（build）老3C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老3C没有变调，诚如傅兄于后续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所谓要“营造”，正见老3C有了问题，“不得不重建”，并论证老3C之不可能恢复旧观，因无法摆脱新3C的纠缠。

    中美关系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正常化”就花了七年之久，卡特总统（Jimmy Carter）好不容易与北京建交，若非中越战争大陆需要美国的道义支持，《与台湾关系法》足以使建交流产。美国著名的中国通哈定（Harry Harding）曾以“脆弱的关系”（the fragile relationship）来形容中美关系，任何脆弱的东西都是容易破碎的，然而脆弱的中美关系虽历经风波与危机，却并未破裂，甚至呈现不能破裂的趋势。老3C所揭示的坦率、建设、合作，多少可见维系双方关系于不绝的用心。傅兄未及道出的是，今日所谓变调，并未变得面目全非，新旧两C亦非两个完全不同的调子，而是坦率、建设、合作的关系变得更加全面、复杂与难缠罢了。

    当年中美二十年不相往来而杯酒言欢，为的是共同的对手苏联，所以很简单，最主要的是政治与战略上的考量。一旦政略因素消失，如苏联解体，两国关系就会出问题；一旦新的政略因素出现，如打击恐怖主义，关系又会恢复平稳。但是近十来年的发展，在不知不觉间，使爱恨交织、时好时坏的中美关系起了质变，变成愈来愈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纠缠得愈来愈深而又全面，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翻脸。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全球化使中美经贸关系形成一种紧密而复杂的网络关系，触及两国社会里的生活面；固然贸易磨擦或许更甚于前，但相互利益纠缠之深，使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终止正常关系。从经贸获致的丰厚利润早已经在两国产生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绝不会容许破坏获益的经贸关系，特别在民主的美国，利益集团对其国内政策已产生了影响。为了可图的庞大利益，双方有维护和平的最大意愿，雅不欲摩擦到决裂。美国作为世界的超强，需要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而中国为了完成百年难遇的经济建设，更衷心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美在经贸基础上所建立的高度一致而和谐的和平战略，使所谓“遏阻中国”、“中国威胁”、“军事对抗”，都不免流于不切实际的空谈。

    其实，全球化的经济关系也早已使两岸关系复杂化了，纠缠之甚不仅全面，而且不可能用简单的对抗来解决任何问题。傅建中的新3C关系又何尝不是两岸关系的写照？而在我们的电视上，看不到3C，只看到4F。

科学与宗教

    近代以来，科学突飞猛进，宗教式微。“科学万能”好像取代了“上帝万能”，但事实上科学虽更加发达，宗教却并未被取代。不仅未被取代，而且相互需要。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向宗教唱和说：“科学无宗教如跛子，宗教无科学如瞎子。”宗教亦引科学以自重，号称“基督科学”（Christian science）。话虽如此，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真能水乳交融，却也未必。

    达尔文的演化论就触发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剧烈的冲突，在美国甚至对簿公堂。最令人瞩目的是：在1860年的6月里，牛津有一场座无虚席而惊心动魄的辩论，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站在教会的立场，猛烈抨击达尔文之余，责问替达尔文辩论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若有人愿意上追猿猴认做祖父，他是否也愿意同样地去找什么东西，作为他的祖母？引起轰堂喝彩。主教的傲慢无礼使赫胥黎忍不住反唇相讥：人没有理由以猿猴为祖感到羞耻，使我感到羞耻的是，有人对不甚解的科学问题大放厥词。至此，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已非井水、河水，而是水火不容了。

    科学有两把火，一把火造福，一把火肇祸。科学造福者多矣；衣有“尼龙”，食有“维生素”，住有“空调”，行有“轿车”，抄书有“全录”。可是科学肇祸也不轻：车祸坠机、酸雨毒水、破坏生态环境、核武威胁，等等！当然祸福相较，没有人会因噎废食。但从大处着眼，祸福的比例，不能不正视。科学到今天已经可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灵，却仍制造不出一个生命。谁知道哪一天，科学会造出一种怪物妖魔，把全世界的人弄得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时候只见弥天大祸，没有一点幸福。科学自将成为妖怪的同义词。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胆小，老早就把科学视为淫器，处处设限，使它像三寸金莲一般，发达不起来。

    宗教也有两把火，一把火点燃道德，一把火点燃迷信。宗教是信仰，或是一种智能，却不是知识，不“迷”焉能“信”？何况“迷信是人人都具有的一个阴暗面”（All people have their blindside─their superstition），此乃19世纪英国散文家兰姆（Charles Lamb）之言，宗教不过助长其焰而已。80年代的美国，医药之精，寰宇无敌，然在其联邦中的印第安纳州有许多人因信教而拒绝求医之事，甚至情愿提早“蒙主宠召”。至于数百教徒遵琼斯教主之命，集体自杀，更是骇人听闻，宗教迷信之害，岂不烈哉！

    在另一方面，宗教莫不劝人为善，自有其较高的道德层次。所以许多有心人只想要宗教的道德面，甚至想以道德来代替宗教。美国已故女作家赛珍珠就说过：“如果宗教已亡，最好尽早知之，以便及时发现另一道德力量的源头。”蔡元培拟以美学来代替宗教，章太炎倡导建立无神的宗教，更是只要道德，不要宗教了。可是道德仅是宗教之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皮”的道德，像孔老二的仁义，早已被清算过好几次了。

    最理想的是，把科学和宗教融合在神棒之下，只放出两把好火，一把烧出幸福，一把点燃道德。但是只怕太美的理想，终究不过是镜中之月、锦上之花，好看而捞不着、采不到，更怕的是魔棍代替了神棒，放出另两把坏火，那真的要命了。

诺贝尔遗憾

    每年金秋十月是公布诺贝尔奖的时间，台湾虽不见金秋，但诺贝尔奖的公布，媒体报道之显著，较欧美各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华人而言，更是高不可攀的荣誉。至今只有海外华人以外国籍得奖，尚无像日本或印度土生土长的本国得奖人。

    得奖总要经过评审，诺贝尔奖评审之严谨固不容置疑，但遗憾仍然不可能避免，以文学奖而言，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与奖失之交臂，足以令人扼腕；而美国作家赛珍珠因写有关中国的小说而得奖，则令人有此奖不得也罢之叹。

    在华裔之中，得诺贝尔物理奖者一共有五位；擦肩而过未能得奖者，我知道的就有两位，其中励名强是我的好朋友，与今年之奖有关。200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由两位美国人R.J.Glauber与J.L.Hall以及德国人T.W.Haench分享。他们的贡献一是量子光学，另一是高精密原子光谱学，导致在激光、全球定位、光学钟等方面有重大的改善。

    量子光学（quantum optics）源自1956年Brown-Twiss之实验，但此一实验在当时并未被接受，至1959年另一组人用不同方法证实了1956年的实验，因而在物理学界造成如何看待Brown-Twiss实验的危机。此次得奖的Glauber解决了此一危机，发展了量子光学，四十年后之今日终于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但量子光学最原创的Brown与Twiss就没赶上迟来的荣誉，Brown与Twiss先后于2002年与2005年的5月过世。

    至于第二部分“高精密原子光谱学”（high precision atomic spectroscopy）,来自“分离光束原子饱和吸收”以及“相干光束原子吸收”。Hall即在“饱和吸收”上的成就，得以分享此次物理奖。

    励名强告诉我说，他在1975年就写过一篇有关相干光束原子吸收的论文，但此论文最初未被《物理学报》（Phys.Rev.）接受，两年后1977年才在Nuovo Cimento学报上发表。论文中探讨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量子现象。由于原子的杂乱分布和运动，从经典和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一论文在实验上能得到证实，则将是物理学上的新突破。励很想能在实验上得到证实，就向哈佛大学Bloembergen教授请教。Bloembergen说这一实验是可以做的，他的博士生Salour对此会有兴趣。因此励就同Salour合作起来。可是Salour把这一新量子现象告诉了他的朋友和同事，其中之一就是此次得奖的Haench。有一次Salour要励与正在哈佛访问的Cohen-Tannoudji一谈，然而此公竟然藐视之，唯Salour告诉励，他会按原定计划进行实验。但Salour却完全不顾与励合作的承诺，竟与Cohen-Tannoudji于1977年将此一实验在《物理学报通讯》（Phys.Rev.Let.）上发表，而Cohen-Tannoudji并未作出正确的理论分析，令励大为错愕。励请他的老师杨振宁相助，经杨之介绍，励文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励与他任教的物理系数度写信给哈佛的Bloembergen教授，说明此一事件，Bloembergen承认此一实验之首创不能归功于哈佛，但励写信给Cohen-Tannoudji，却不见回复。Cohen-Tannoudji在理论分析上有不少错误，励名强在1980年的《物理学报》又发表一文驳之。然而Cohen-Tannoudji竟于1997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奖。

    Haench的奖是来自相干光束的原子吸收，这是励名强所发现的新量子现象。励曾于1979年与此次得奖的Hall博士见面，并告知此一事件，Hall听后才恍然大悟，为何Haench突然改变他长期的兴趣。励名强并不认为Haench不配得诺贝尔奖，不配的是他因高精密原子光谱学而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