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乱、大治与“大窒”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11-28

这些天来，国际社会极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媒体被允许报道“负面新闻”。而中国媒体似乎一点没让大家失望，马上就报道了甘肃陇南市11月17-18日的骚乱事件。不过，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报道里、而由国际媒体披露的细节是：该地发生拆迁户上访演变成万人抗议，当地政府未及时出面协商解决问题，只得出动大批武警“镇乱”，造成100多人重伤，200多人被捕，据说有人死亡。

在这之前不久，则有关于江西、贵州等地性质类似、规模相当的骚乱事件报道。所有这类事件，皆触及中国治理的神经中枢：中国社会为何难以摆脱“乱—治—乱”的封闭性循环？我的观察是：要害在于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

1949年以前的百年中国，历经兵祸战乱；1949年后的中国，历经政治动荡。可以说，“大乱”是无论中国的官或民均深为恐惧的局面。只有毛泽东例外，他一生最大的自信就是，他想乱就乱、想治就治，从大乱到大治，均在掌控之下。

确实，中国在文革前的几次乱，都被毛控制下来了。但文革这场大乱，并未如他所愿那样收放自如，直到他驾崩时仍未停止。文革是毛一生中最有意搞起来、也是惟一没有被他控制住的一次大乱。邓小平从第一次复出到第二次复出，努力做的，就是将毛的“大乱”转向“大治”（即所谓的“安定团结”）。毛曾批评邓，安定团结不是不讲阶级斗争。1978年当邓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后，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大治”，他认定这乃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若将邓的治理目标放在中国充满动荡的近现代史上来考察，这一诉求无疑是合理的；若将其放在10年文革的背景上来考察，更显合理。邓当时为达到“大治”所采取的很多政策，符合国家的长期发展利益，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百姓和官员的期待。在毛时代，中国各阶层都被折腾得太惨了。

邓小平当时采取的最重要的“大治”措施，是废除文革期间中国老百姓揭露批判官僚特权、贪污腐化也是互相攻击打"派战"的最基本手段——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

任何一个合理的举措，只要把它推行过分，就会从正确迈向谬误。“好的最大敌人是最好”，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好”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把好的东西推向极端，就会成为负面的东西了。

假如邓在取消文革时代的“四大自由”——它们既是老百姓发泄民愤的渠道，更是毛整肃对手的武器——的同时，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来发展现代社会里民情、民怨、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如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相对自由的媒体，那我们今天就可以讲，邓不单取得了终止大混乱的成就，也开辟了更先进的治理机制。在邓主政初期，对此并非全无考虑。他曾有过一些先进的设想，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1980年邓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邓的这篇文章中有句名言：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可能做坏事。这个提法已接近于宪政思想的出发点，即制度的制衡远胜过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只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可以说，中国很多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就会遇到有效的制度抗衡。可惜邓在这方面不坚定，本来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1983年"整党"，很快遭遇一些当权者的抵制，那样下去，会伤害手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这一理念非但没有持续下去，反而出现了针对彻底改革派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从那以后，邓越来越把稳定看作超越一切的治理目标，所有在他看来、或由告密者打小报告说是会“影响稳定”的改革做法，都被他制止或抛弃。邓的这个思想，在两次学潮后更成为一种迷信：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保持稳定，都是值得做的，而且要力排众议地做。这个思想后来更发展成1990年代的官方口号：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作为一个施政目标，并非中国所独有。问题出在“稳定压倒一切”。就像刚才提到的，把“好的”推向“最好”，就会出问题。当稳定可以“压倒一切”的时候，不管口号的提出者是何用心，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中国体制的现实条件之下，就会变成“权势压倒一切”。那样，对民间寻求正义的渠道，对无权势者抵制和抗议对他们的伤害并寻求补偿的行动，就能够无情压制。

于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众多场合，就成为权势者压倒受害者抗议的声音、压倒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压倒社会公正的上方宝剑。这方面可以举出成千上百的例子。多年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地方上贪官污吏和与之勾结的恶势力——不管恶势力是来自经济领域还是社会层面——最重要的挡箭牌，成为他们自保的铜墙铁壁。

我说中国治理的非良性循环，要害就是在“大乱—大治”之后，插入了“大窒”：“稳定压倒一切”，就窒息了中国民间释放中小程度的怨忿不满、社会释放中小矛盾冲突、政府和民众之间释放中小紧张关系的通道。

所以，这个问题的悖论、或者说它的黑色幽默和悲剧在于，随着“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不可挑战的信条，成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社会里的种种不满和诉求在找不到释放的常规渠道的时候，本来是中小程度的，往往演变成大的；本来是非暴力的，往往演变成暴力的；本来是小规模暴力的，往往变成大规模暴力的。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包括陇南事件、瓮安事件、杨佳事件等等。“稳定压倒一切”，使得很多原来可以通过独立司法渠道解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淤积起来，累加成爆炸性的麻烦，酿造着部分人群的极端主义情绪。

回顾中国的改革30年，看看它从“大乱”到“大治”，再到“大窒”的过程，可以负责任地说，解开这个死结，是中国的治理走出非良性循环的唯一出路。在2000多年专制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皇帝、总统还是主席，都希望国家保持稳定，就连毛泽东那样喜欢“大乱”的人，也是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目的还是求长期的稳定。

中国当今的领导者，或未来的领导者，要想使中国的发展不遭遇大的中断，避免中国社会里出现事与愿违的大混乱结果，就必须把“大窒”这个死结解开。惟有解开这个死结，中国才能在治理上，走出2000多年来的非良性循环。

《瞭望》文章：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失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豁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近些时候，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总能看到地方政府这样匆忙定性的词语。
 
 
 
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最近的甘肃“陇南事件”，事发之初，都能看到这样的“定性怪圈”。

　　“不明真相的群众”，似乎将群众看成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愚民”和逆来顺受的“顺民”，他们的不满一定是因为受到了蒙蔽、迷惑、挑唆和煽动。与之相对的，官员及其决策者则明白真相，掌握真理，难以犯错。

　　这样的定性，与这个时代完全脱节。有网民调侃“不明真相”说，这“不仅侮辱了群众的人格，还侮辱了群众的智商”，他们揶揄总结说，群众总是“不明真相”的，闹事的总是“别有用心”的，黑恶势力总是能“煽动群众”的，死者家属总是“情绪稳定”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利益调整凸显了新的矛盾，就业、分配、腐败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而引发。

　　分析近年来全国影响较大的群体事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起因很小－基层反应迟钝－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为了给这样的“体制性迟钝”寻找遁词，一些地方官员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倾向于走极端，延续“寻找敌人”的专政思维，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面对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努力化解矛盾，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对事件超前定性，把群众利益诉求“泛政治化”：要么认定“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动”，要么认定为“有黑恶势力操纵”，然后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采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

　　这么做，实际是一些官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想借此推托自身应该承担的失职渎职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胡乱定性的官员才是群体性事件中真正“别有用心的人”。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外部存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持续威胁，内部存在土匪、特务等一些遗留问题，专政思维还有其时代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执政已经60年的今天，一些官员思想上、行为上依然存在的“专政”惯性，说明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时代转变，更没有理解好、执行好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后来，还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的“真相”：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妥善的解决，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在“寻找敌人”的同时，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群众不明真相是官员的渎职。群众有权利了解真相，出现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正是一些地方执政者的失职。因此，一些地方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打砸，执政者首先要反躬自省。

　　“不明真相的群众”暴露的是一些官员对民意的漠视，以及对“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法治理念的强烈反感。在少数官员的脑袋里，他们根子上就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颁布实施，但是公众最想知道、需要知道、应当知道的不少信息却无法公开。比如，最近，沈阳市民温洪祥要求公开政府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就被官员答复为“极其敏感，难度很大”。

　　一方面是群众无法了解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公布的“真相”往往是群众无法接受的“假相”。看着那些群体性事件新闻“通稿”，我常常想问这些起草发布者3个小问题：“如果死者是你的母亲，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为什么群众跟黑帮走而不是跟政府走？”“别有用心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下，为政者应当转变思维，变社会控制为社会博弈，最终走向社会契约。前段时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以官民互动的谈判、协商方式圆满解决，不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可以跳出所谓“专政”的“周期率”吗？□

中国所有制改革仍有顽固堡垒攻破

美国之音 记者：张楠 2008年12月1日

研讨会现场

尽管30年来中国在所有制改革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特别是要破除所有制歧视。

*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最大*

中央财经大学星期天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题为“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邹东涛教授在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理论争论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实践创新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邹东涛教授(左)

他说：“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决定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30年前，把中国经济拖入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个人在房前屋后种点自留地都会受到批判；工厂企业更是单一的公有制，连卖酱油的小铺都挂着国有招牌。其结果是，中国在高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78年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后，中国对所有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改革在五个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郑新立

他说：“第一，在农村实行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第二，30年来，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异军突起；第三，国有经济的改革；第四，建立了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经济；第五，公众持股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存在严重所有制歧视*

不过，与会者也指出，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认为，目前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他以温州为例说：“温州很有钱，就这么一个地级市，1万亿吧，民间资本。这个钱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出口，因为过去反复打击地下钱庄，整顿它们。另外一个方面呢，小企业从银行里边绝对拿不到钱。可是现在呢，我们放开民间金融的步伐太慢了。这就是所有制歧视。”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

最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庞大计划。可是，马立诚认为，关键是要拉动和带动民间投资，而放开民间金融就是一个拉动民间投资、推动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入发展的好办法。

他主张，地下钱庄升到地面。他说，金融要突破所有制的顽固阻力：“什么叫扰乱金融秩序？一直，我们给钱庄扣好的帽子。 我自个儿觉得，金融秩序就是你借了钱要还钱。在浙江地下钱庄，还贷率是很高的，坏帐率大概在3%以内。那不是比我们国有银行强太多了吗？”

北京首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南宁谈到中小企业的困境。她说，中小企业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可以起很大的救生圈作用，但是中小企业现在活不下去：“原因在哪儿呢？它的信用度是零。占了注册实体98.8%的中小企业，它的信用度是零，而占了0.2%的国有大型企业占了100%的信用。”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至关重要*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

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强调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重要性。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目前制约和束缚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有三种观念，那就是，公有制主体论、私有制剥削论、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论。蔡教授还提出，在选择所有制的问题上不能搞长官意志化。

他说：“如果30年前让我们的农民自己去选择，绝不是仅仅是一个承包权的问题，他们肯定把土地就分了。今天30年之后，现在多少个地方的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1954年的宪法就已经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是归私人所有的。那后来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搞了集体所有制，搞了人民公社。所以所有制到底谁来决定？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首创精神一直在突破官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在遏制着群众的首创精神。”

*改革所有制需要去除政治内涵*

北京首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南宁

王南宁提出，研究所有制问题时是否可以抽去其“主义”，也就是政治内涵，而把它看成是对国家或者一个结构体的管理模式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把它称为一种管理的模式，那么我们可探讨的空间就太大了。就是说，我们抽掉它的政治束缚，来把它作为一种管理模式，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非常活跃的、非常新鲜创新的理论都可以拿出来了。”

不过，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李成勋认为，所有制改革不能没有底线。他说：“公有经济从GDP上占的比重小一点没关系。量上的小不等于它的控制力差。但是不能够说公有制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们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来改革社会主义了。”

他说，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西方学者和政府在考虑增加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可一些中国学者却认为，有些东西还是私有化最好。李成勋认为，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不符合社会实践所做出的证明。

关键词：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所有制改革，公有制